朱泥壺因為其含氧化鐵的成份高，所以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色彩飽和，紅艷欲滴，而且燒成后表面有柔和半透明狀的紅色光澤，感覺質地細膩，鏗鏘有金屬之聲音，清脆悅耳，為其他紫砂所不及。而佳品朱泥表面顏色不僅僅是單一的紅色，天然的佳品朱泥燒成后會燒發出迷人的七彩光暈，其光澤韻味相當豐富。
朱泥中加入氧化錳，燒成后呈紫色系列，便有非常不同的感覺，紫色朱泥壺的精巧細膩，也是遠非其它紫砂壺能達此效果的。朱泥壺的紅色在外國人的眼裡是東方的象征。
由於朱泥資源的枯絕，加上朱泥成壺技藝上相當難度，朱泥壺的生產眼下很難一見。倒是先人的件件遺物，既天生麗質又天工巧奪，各具神韻，讓我們有幸欣賞這一古老藝術作品的瑰麗多姿。
起源於明末清初的朱泥壺，首先是以壺體小為特點，這是對紫砂歷史的一種典型的傳承。第二，雖小但形制豐富，突出文巧與精致。第三涌現出了惠孟臣、徐恆茂、惠逸公、陸思亭、張君德、潘仕成、邵柏原等一批名揚百年的朱泥藝人，以他們的名字稱謂的朱泥壺如“孟臣壺”、“恆茂龍蛋”、“逸公壺”、“思亭壺”、“君德壺”、“潘壺”等等，世代傳誦。福建漳浦縣博物館館長王文經曾載文寫道：“這類茗壺造形規則，不重裝飾，特別是器表不銘款，無刻畫，忠實於作為茶具的基本功能。”
朱泥壺三百年來雖說“不重裝飾”，但朱泥壺數百年間沿襲壺底銘文的現象卻是史無前例。朱泥壺的銘文基本上是一種竹刀刻字，這種銘文均是描寫山水風光的五言詩和七言詩句。清嘉慶年間出版的《陽羨茗陶錄》中記載，吳騫於海寧安國寺得的茗壺，底有磨詩“雲入西津一片月”和“孟臣制”十字行書刻款，其書法類似褚遂良。同樣，《宜興陶器圖譜》刊有孟臣款的朱泥壺中有三件壺底竹刻書法被有關書籍重點提及。一件梨皮朱泥不壺，底鐫“惠孟臣制”， 《陽羨砂壺圖考》的作者說，“書法近褚河南”，是件罕見的俊品﹔另一件朱泥小壺底鐫“大明天啟丁卯孟臣制”九字楷書“有晉人風格”﹔再一件朱泥小壺，底鐫“清風拂面來，孟臣”七字行書，《陽羨砂壺圖考》一書稱之“書法敦朴，純用中鋒，為不可多得之品”。《陽羨砂壺圖考》對留佩、惠逸公等朱泥制壺藝人的竹刀刻字書法也著力提及。如 ，“留佩壺之式度制作，可斷為明末清初人，考其書法無定體，然以圓潤沉著而結構團結者為佳”，有一朱泥小壺底銘“以知汲古功”五字，欽署“留佩制”，“書法沉著上乘之品也”﹔“逸公壺書法無定體，楷書草書俱備，楷書尤有唐帖遺風”。竹刀刻字藝術在一種器物上是如此數量之多，而且鐫刻秀麗，大都有書法大家的遺風。從這個意義上講，朱泥壺上的竹刻書法作為中國書法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載入史冊，也是中國古代書法藝術園的一朵絢麗的奇葩。
紫砂藝術的傳承使朱泥文化在器形與款識上形成了獨特的藝術，而處於明末清初，一直到清中期閩南淳朴的民風民俗又使朱泥壺獨特的藝術創造得以形成波瀾壯闊的氣勢。漳浦博物館王文經先生的研究表明，這類茗壺之所以會在閩南大量出現，決定於一定歷史時期的這個地區人們的飲茶習慣和審美情趣，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直接的關系。但從歷史上看，早期對產自千裡之外的宜興茗壺產生興趣，並使用收藏的，可能是閩南地區的官吏和商人，這個地區從明代嘉萬年間到清初，曾經出現一個繁榮時期。這一時期，民間文風大盛，三年一科舉，幾乎每榜都有人得中士。僅漳浦一縣，從嘉靖至崇禎年間就有一百二十人進士及弟。這些人來往於北京與閩南之間，很有可能是他們推動閩南的茶俗與宜興的紫砂建立了這種特殊的關系。因此，首先是這個地區傳統的飲茶習慣催生了朱泥藝術繁榮與完美。清中期俞蛟的《夢庵雜著．潮嘉風月記》中寫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致。……壺出宜興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450毫升）。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壁，尋常舟中不易得也。”清末施鴻保《閩雜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漳泉各屬，俗尚功夫茶，器具精巧。壺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壺。”朱泥壺除了她器具精巧外，在泡茶中沖泡熱水后，壺身的色澤會產生更鮮紅的感覺，紅的羞澀，紅的高傲、紅的尊貴，而且富有變化的紅色令人心神蕩漾，大大豐富與提升了人們的審美情趣，愈顯其價值與珍貴。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物品象朱泥壺那樣成為各階層人士的陪葬品，而且在一個地區延續了三百多年，這不能不說是紫砂文化與民俗文化相結合的歷史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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