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彭年继承、发扬了全手工制壶工艺。在众多的紫砂艺人中,陈曼生独独选择杨彭年,看中的是他的手工捏制砂壶制作工艺,他曾说:“杨君彭年,制壶得龚时遗法。”什么是“龚时遗法”?那就是手工捏制砂壶的传统工艺。因为“乾隆时期制壶多用模衔造,其法简易,大彬手捏遗法已少传人。彭年善制砂壶,始复捏造之法,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耕砚田笔记》)也就是说:杨彭年继承、恢复了龚春、时大彬的全手工制壶技法,并且技法娴熟,得心应手,巧夺天工。这一点,我们从传世的“曼生壶”的制作工艺可以得到验证。徐秀棠大师评论曼生匏瓜壶“制作工艺娴熟、精到,有珠圆玉润之感。”中国艺术研究院高振宇研究员评点曼生钿合壶:“直腹挺刮……轮廓分明,抚之温润如玉”这些都反映了曼生壶的制作者——杨彭年的工艺精制。
杨彭年是紫砂艺人与文人全面合作的典范。杨彭年与陈曼生合作的“曼生壶”,是艺人与文人深入交流、全面合作的结晶。从泥料的选定、壶款的设计到壶铭镌刻曼生及其幕客全面参与,彭年则要能准确领会曼生的设计意图,并具体把它从平面的图样制成壶样,且创新款式达数十种之多,足见彭年有较高的悟性。我们还能想象,彭年在制作中一定会提出修改意见,使之完善,所以曼生壶的创新造型也有彭年的功劳在内。还要指出的是杨彭年不但和陈曼生合作,还先后与乔重禧、蔡锡恭等文人合作,这些文人大都精通书画、鉴赏,为他们制壶,并得到首肯也说明彭年确非等闲之辈。尤其是他与朱坚合作。朱“工鉴赏,多巧思,砂胎锡包是其首创”(《墨林今话》),彭年与其合作后,自己也能镶玉包锡壶。在故宫藏紫砂器中,就有一款:宜兴窑杨彭年款镶玉包锡包壶,底钤“杨彭年造”、“彭年制”阳文印章,而未见“朱坚”的印款,或为杨彭年自制乎?
杨彭年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书画功底是一位具有文人气质的艺人。杨彭年在与文人的长期合作交往中,“近朱者赤”,自身的文化修养也相应提高。据说他制壶而外,亦善陶刻,“兼善刻竹刻锡,亦佳。”(《耕砚田笔记》)。杨彭年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从下面两件作品可证明。一是他曾仿宜兴古代文物国山碑,制一紫砂瓶,并仿碑上古文字在瓶上陶刻(图,现藏南京博物院),没有一定的文史知识,怎能有此创作灵感?二是在故宫藏紫砂器中有一“四方委角诗句方盘”。此方盘盘心刻十字形纹与四边线形成河洛图形。盘心分左右两边刻整篇行书铭文云“古者黄帝梦两龙授图,乃斋诣河洛求之,得龙马之图,遂命仓颉造字……余于研朱滴露之暇。有感于斯置河洛之盘,置之座右,以志不忘本之志”,后署“道光甲午邑秋甲子朔书于阳羡友石山房杨彭年制”:从这一方盘及其铭文,我们可以窥见彭年的创作思想,并证明他是一位有深厚的文史知识、具有文人气质的艺人。
杨彭年在清中期,恢复了时大彬的手工制壶遗法,且与曼生等一大批文人合作,制作了一批造型新颖、题刻壶铭的文人壶,而他又能书善刻,多才多艺,和陈曼生等文人一起对紫砂的中兴、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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